汾酒带头提白酒申遗，为何获媒体集体力挺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再次为白酒申遗发声，从酿酒文化的历史、内涵、传承，到世界非遗名录无中华美食的遗憾，以及传承现亟待保护的现状做了详尽阐述，建议将白酒酿造技艺作为我们国家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点工作，尽早排上日程推进。这份发言后，得到了人民网等诸多主流媒体的力挺和支持。其实，作为行业大事，给白酒申遗一直是行业内的心之所向，曾被多次提及。2018年两会时，“申遗”还作为白酒行业高呼声出现在许多酒企两会代表们的提案中。
"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在白酒发展的岁月长河中，杏花村见证着白酒的起源，汾酒的历史悠久。现在，汾酒再一次在两会上庄重提出对白酒申遗，加强文化传承和保护，不仅具有丰富文化的内核，对外界公众而言，由中坚力量的汾酒代表带头提出也更具公信力和说服力。
辉煌6000年 小口尖底瓮见证白酒起源
白酒的源头在哪里？它究竟起源于3000年前还是6000年前？或者是更早更遥远的年代？这个未解之谜，曾一直让喜欢杯中之物的国人好奇，也让执着于酒文化的人想找到可信的答案。
1982年的春天，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一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无意间挖出了一件精美的铜爵，开始将人们的视线指向了遥远的新石器晚期，杏花村也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建立了紧密联系。后经过考古发掘证实，这个终被命名为“杏花村遗址”的地方，不仅藏着从新石器时期到商代晚期近四千年的人类文化活动史，还埋藏着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酒早的酿造场所。这个遗址，也成为一部来自人类启蒙时代的酒原始的酿造教科书。
杏花村遗址里埋藏着汾酒的起始源头。考古人员根据从杏花村遗址出土文物的年代顺序确定，杏花村先民至少从6000年前，就开始掌握了人工酿酒的初级技术，在大约4000多年前，已经开始用“尊”盛酒来祭祀神灵。随着蒸煮谷物炊具的不断进步，酿酒技术开始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也逐渐扩大。一直到商周，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内，杏花村人一直继承和延续着源自仰韶文化时期的酿酒技术，几千年来，一直不曾发生大的改变。 杏花村遗址的发掘，也为我们展开一幅伟大的历史画卷：一幅华夏先民从原始部落到农耕文明发展的路线图。可以说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从这里发端。由于农作物“黍”和各种原始酿酒器物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酒文化的发展历史也自此展开。
瓮、壶、樽、罐、斛、觚……从仰韶文化到民国时期各个时代使用的酿酒饮酒器具，如今全都馆藏在汾酒博物馆中。其中，出土早的酒具，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古老的酒器之一——仰韶时期华夏先民使用的小口尖底瓮，正式向世人宣告了早在6000年前就已发明了人工谷物酒，也标志着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的诞生。
天时地利人和 造就千年汾酒的延续
那么，世界上早的酒到底是在何时何地诞生的？古今中外，关于酒的诞生有很多说法。古埃及人认为酒是由奥西里斯发明的，古希腊人认为酒神是狄奥尼索斯，古罗马有酒神巴克斯，皆被称为酒的发明者。在，“酒星始酒”、“上皇兴酒”、“仪狄做醪”、“杜康酿酒”等传闻和各种版本的演绎更是精彩纷呈。但早权威的记载，是晋代文人江统的《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意思是说酒起源于“三皇”中被称之为上皇的伏羲氏，即神话传说中的新石器时代。而在杏花村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小口尖底瓮恰恰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由秦含章、张远芳主编的酒类权威著作《大酒典》中提到：人工酿酒的先决条件，是陶器的制造。否则就无从酿起。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据参与杏花村遗址发掘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称，在杏花村遗址周边，现在还能捡到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残片，残片花纹还带有明显的西周文化特征，出土的斝、壶、尊、杯等陶器则表明距今近6000年之久。由此推断出，约在六千年前，人工酿酒就已经开始。《孔丛子》有言：“尧舜千钟”，证明在尧时，酒（“千钟”代表初级的果酒）已经流行于社会。《史记》则记载，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这是以粮酿酒的发端。
至此，人们清晰地发现，的酒文化在杏花村萌芽，在白酒发展的岁月长河中，汾酒的起源悠久。早在汉代，汾酒酿酒技艺便随着山西人迁居的脚步开始在天下传播。汾酒作为晋商文化中重要的一支，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晋商的彻底崛起，汾酒再次迎来历史发展机遇，加快了其先进酿酒技术向各地传播的步伐。当时的天下，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必有山西汾酒。”尤其到了清代，无论是宫廷贡酒还是民间作坊，品种与酒质都远超于前朝。制酒、制曲和卖酒等行业均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以高粱为酿酒主要原料，以大麦豌豆制成的曲为辅助原料，用蒸镏法烧制的白酒烧锅业，发展势头猛。据档案记载，由于汾酒产量空前提高，加之品质日益提升，故得以畅销，远销海外，成为世界六大蒸镏酒之一的白酒的主要发源地。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杏花村，成为当时各路酒商共同争夺的投资对象。
骨子里的智慧代代相传 用技艺承载千年文化记忆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尽管这些沉睡在历史深处的文物，如今对汾酒的酿造已没任何实际意义。当时的汾酒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汾酒。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有着悠久的酿造历史，积累了丰富的酿酒经验，杏花村才形成了后世精湛的酿酒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汾酒人乃至所有酿酒人而言，杏花村不仅是一处历史文化遗址，它解释的是整个人类在酿酒方面有着可以用手触摸到的历史。
汾酒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昭告着世人：数千年来，汾酒人与远古的杏花村人一直做着一件相同的事；汾酒的酿造技艺，一直在默默地延续和完善。过去的杏花村人酿酒，除了祭祀祖先、治病，基本只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现在的杏花村汾酒人，他们的出产，所供给的是整个世界的需求。汾酒文化在饮食文化、世界酒文化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阐释得很清楚，“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即通过对各种文化传统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形成各个文化群体的自我认同，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和重建人类文化的良性生态环境。
而在历史上，汾酒一直是作为一个“酒种”存在去传遍大江南北，它曾经就是白酒的代名词。因此，自汾酒诞生以来，“汾酒曲艺”影响了酿酒业几个朝代，明、清、民国鼎盛。新建国以后，“汾酒曲艺”又在“汾酒试点”和微生物专家的帮助下，得到极大改进和提升，成为了白酒界“曲艺”的一面旗帜。
随着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可以明显看到，当前，文化在名酒企业正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用。众多酒企纷纷开展文化营销，几乎雷同地向外界传递着自己独特的品牌厚重历史和文化。但无论是拼历史、拼技艺、拼文化，创造了多个行业一的汾酒都拥有高度和话语权：出土的酒具，一家酒文化博物馆，形成白酒业的一个品牌体系，拥有白酒业的一枚注册商标，一个酒类“申遗”的倡议者……当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再一次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白酒申遗的诉求与期望，向社会展示的不仅是汾酒作为酒企业领军者、传承者所凝聚起来的可持续发展力及活力，更向社会和消费者展示了酒企业的责任担当与决心。（来源：智度名酒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