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现蒸馏酒的历史年代，从较早的东汉（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蒸馏器为据），到较晚的元代（以李时珍《本草纲日》中“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的说法为依据），各个朝代的说法都有。其中唐代说者较多。实际上，由于事物从出现到成熟需要较长时间，所以，东汉时发明的蒸馏器，到600年后的唐代应用于酿酒造出蒸馏酒，再到1300年后的明代普及蒸馏酒，这应该是符合规律的变化。唐代，汾酒由黄酒转变为蒸馏洒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美酒飘香，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诵。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其中“干和”汾酒，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李白两次出游太原（唐称并州）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醉中校阅了郭君碑。郭君为唐代将领，有战功，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干岗上，碑文为虞业南所书。《汾阳县志》中“汾酒曲”记录了此事：“琼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李白因匆忙访友，在杏花村未留诗句，只在离别汾阳时，写过一首《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西河即汾州别称。
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犹多，写下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思乡心切，但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忆旧游寄谯元参军》）看来，只要有像“干和”那样的好洒，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
诗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的祖父曾为汾州刺史，杜甫幼时常来汾州留居，正是“干和”汾酒使杜甫对洒上了瘾、增了量，并转变为诗的催化剂。他的酒名虽不如李白，但嗜酒却有过之而不及，十四五岁时酒量便大得惊人，世称“少年酒豪”。正如他在诗中自白：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级，俗物多茫茫。汾州的佳酿名地使杜甫难以忘怀。正如他在《过宋员外之间旧 庄》诗中写道：“宋公旧池绾，零落首阳河。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父老，寂寞向山河。更让将军树，悲风口暮多。”宋之问即初唐着名诗人宋延清，汾阳人。涛中所言“将军树”，即汾阳壶芦峪口贺鲁将军庙里的那棵大槐树，在宋之间的故居宋家门附近。
晚唐诗人杜牧游访杏花村，写下了名作《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叫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含蓄地、但却很艺术地表达了他在杏花村酒家小酌“干和”汾洒，避雨、消遣的欣喜之情。然而多少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杜牧诗中写的“杏花村”不是山西杏花村。其论点有三：一是认为杜牧根木就没有到过山西。但在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有一首涛为《并州道中》，记载了他在山西游历醉酒的情况。怀疑论者显然犯了知识性的错误。二是认为山西杏花村往北方，清明时节不下雨。但谢觉哉先生有诗云：“我来仍是雨纷纷”。故此这完全是一种很肤浅的主观臆断，显然犯了常规性错误。三是认为杜牧当过池州刺史，写这首诗时就应该在安徽池州。但一个地方大员怎么可能踽踽独行，连问路都要自己亲自去问呢？显然怀疑论者又犯了逻辑性错误。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怀疑论者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没有杏花村就没有《清明》诗的今天。杜牧一生的涛篇1000余首，《清明》诗并非其较好的作品，但流传较广、妇孺皆知的只有这首诗。这不能不说杏花村盛产名酒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杏花村，如果没有杏花村的名酒，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必然会大大失色。由此可知，杜牧的《清明》诗与山西杏花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硬要将两者分开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不顾史实的假设或主观臆断罢了。
在“干和”汾酒名传全唐的同时，竹叶青酒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被咏唱传诵。初唐诗人王绩在《过酒家》诗中赞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
唐代的瓷器烧制技术前进了一大步，唐三彩、绞胎、绞釉等名瓷以及名色釉、青釉、青花瓷等纷纷出现，同时，金银铸造、雕刻发展到鼎盛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酒具种类很多，造型新颖奇特，有如百花争艳，更加趋于精巧，标志着我国酒器进入成熟时期。这从汾酒博物馆中的白釉鸡身壶、青釉盖罐、灰釉星点短流壶、黑釉双系直口短流执壶，以及四个鎏金马蹄杯等酒具就可略见一斑。而酒杯容量与前代相比明显要小，与现在酒杯比较接近，也说明唐代白洒出现，酒度增高，酒杯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