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为主的两宋，与辽继而与金之间，以及辽与金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进行，自然是以国家的财力物力为代价的，酿酒业再次为填补国家的财政缺口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加上北宋初期奖励土地垦殖，利用戎兵并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促进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中期，曾一度出现社会繁荣局面。因而，酒业及黄酒酿造达到封建社会较辉煌时期，葡萄酒的工艺有了实质性的改进，药酒的研究和应用更加普及，酒的品种及有关酒的着作大量涌现，酒与诗词、酒与书画的杰作层出不穷。特别是医学博士朱翼中所着《北山酒经》，阐述了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酿酒技术，是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平较高，较有实践指导价值的酿酒专着，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经典，风行中外。由于酒业发展，酒肆不断增多，而且出现了建筑考究、装饰华丽的酒楼，。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画卷中，可瞥见当时汴京酒楼饭馆的盛况。
国酒昌，汾酒兴。宋时，杏花村酒家林立，产销两旺，每年端午节时都要举办“花酒会”。届时，各地的名花异草，陈年美酒，云集杏花村，远近客商百姓，纷纷赶来品酒赏花，热闹非凡。特别是八槐街车水马龙，“甘露堂”、“醉仙居”、“杏花春”等酒家纷纷翻新房屋，增加铺面，酒旗高挂，并集资建了大戏台，与周围的老爷庙、真武庙、郎神庙和宏伟的护国寺浑然一体，气势非凡。以八槐街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多达70余家酒垆的酒乡闹市。其中甘露堂、醉仙居门执纱灯上书写“太白遗风”大字，格外醒目。宋时，汾酒仍称为干和，每年向朝廷贡酒，均由甘露堂大酒肆提取，故宋时汾酒又被称为“甘露堂”。当时，汾州所产“羊羔酒”也很有名气，《北山酒经》详细记载了其酿法：“取肥嫩之羯羊肉，加水煮烂，肉丝加于米之上蒸饭，肉汁在蒸饭过程中加入米饭内，或在下酿时加入米饭中，酿法同其他酒。由于作料加入了羊肉，因而味极甘滑。” 《北山酒经》中提出，判定酒曲（大曲）好坏的主要标志，是曲中有用的霉菌长得多少：“心内黄白，或上面有花纹，乃是好曲。”它至今仍是初步判定汾酒大曲——青茬曲的质量标准。这种技术上的绵延流传，也证明了汾酒在宋代的制曲酿酒技术之高。《北山酒经》中又载：“竹叶青曲法”和“羊羔洒法”在原来曲子配方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川芎、白术、苍耳等，以增加酒的风味。这和今天竹叶青洒的做法已比较接近。着名历史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杯竹叶穿肠过，两朵桃花脸上来”的对联，《水浒传》中也有“野店初尝竹叶青”的诗句，说明竹叶青酒在当时名气之大，流传之广。
汾酒历经唐宋的重大发展、转变后，在元代开始出口西欧，至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魁，汾酒代表着酒业一步步走向成 熟，走向国外，终于跻身干世界名酒之列。
元代，的蒸馏白酒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普及，尤其在北方逐步与黄酒平分秋色。杏花村在宋时发展起来的羊羔酒，在元代经过工 芝改革，成酒后色如冰清，香如幽兰，味赛廿露，即成酒中，很 快闻名我国。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曾赞曰：“羊羔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远出襄陵（酒）之上。”不仅国人称道，连洋人也嗜饮，便将羊羔酒以山国特产出口英、法等国，并在出口洒瓶上贴上杏花村商标，商标上尚有一副题联：“金蹬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是洒前列次贴标出口。从此，山西杏花村的羊羔酒便在世界十崭露头角，为中华美酒增光添彩。至元末，杏花村各酒坊所产之酒作为汾州府较重要的特产，儿乎成了汾州府的代名词，故而杏花村各酒坊的酒开始被统称为“汾酒”，远销省外和国外之酒则署名“山西汾酒”。
宋、辽、金、元时期瓷器技术发展、普及得很快。宋瓷领受柴窑烧制技术后，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民间常见的单道釉酒具有杯、樽、壶、罐、盔、瓶、注碗、盏、盅等。辽金时代出现了辽三彩和玛瑙盅、提链水晶杯、水晶杯、带把玻璃杯抑抑斗形银杯等新品。其中水晶杯又叫水晶珠，据说一个水晶珠可换一匹马，因而又叫马价珠，足见制作之精美。汾阳地区宋金辽时期的酒具比较丰厚，而且地方特色非常明显，如汾酒博物馆中所藏的宋代影青瓷注（483）、酒碗（119）、黑釉铁锈花酒坛（738）、白釉褐彩酒坛（739）、黑色珍珠釉酒罐（164）、白釉黑彩玉壶春（02）、黑釉雕花梅瓶（131）等；辽代三彩龙把葫芦瓶（116）、白釉鸡首斋（士21）、白釉鸡冠壶（446）；金代黑釉堆贴人头纹双系把流壶（920）、褐釉双鱼酒瓶（565）等等。其中元代的有一个白釉褐彩题字洒罐（360），肩部题有对联一副：“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上腹还题有一首打油诗：“米真曲、酒又高，仙来饮、赴蟠桃，李方问酒谁家好，白回言，此处高。”名洒配名器，相映竞争辉，使汾酒文化和酒文化更加流光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