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梅是前列代葡萄酒酿酒专家，三十年代在法国巴斯德学院专攻酿酒，朱梅何以会到张裕主事，这其中还有一段周折。 20世纪初的30年代正是张裕较困难的时期之一。据林济《潮商史略》一书记载，张裕“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各个家族成员各自为政，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张弼士一死，其商业王国立刻分崩离析。”庞大的张氏产业中，较后只有其长房儿子张秩捃掌管的张裕保存至今。张家后人不善经营，造成张裕拖欠烟台银行30万元贷款。张裕公司被抵押给了银行，由烟台支行经理徐望之出任总经理。
徐望之接任张裕总经理一职后，对张裕技术大权一直由外国人执掌颇为不满。洋酒师很善于“留后手”，每到发酵、调配的机密处，必定把在场的人借故支走，经常把一些重要原料的商标及外包装撕掉，让你摸不着头脑。
徐望之曾在《酿酒杂志》呼吁：杯酒之饮，何以不能自酿？生产之权，何以操诸人手？为了找到自己的酿酒英才，他时常悉心察访，四处打探。一九三六年，朱梅学成回国，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立时发布了消息。徐望之得知后心中大喜，马上赶赴上海，通过《新闻报》编辑严独鹤、《申报》记者黄寄萍辗转找到了朱梅。
不速之客的来访使朱梅感到意外，加之他对张裕缺乏了解，一时面有难色。徐望之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表现出极好的风度：“我们有啤酒厂和葡萄酒厂，可是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合作，请您去烟台工作。你可以先到张裕看看，能留下就留下，如果不愿意就回来，来回路费由我们负责。”
朱梅先生去啤酒厂当了厂务主任，取代了瑞士酒师。不久又出任张裕技术副经理，连续攻克了一连串技术难题。兢兢业业的朱梅身兼二职，来回奔波，徐望之觉得于心不忍。为了让他少跑些路，徐望之把自己的汽车让给了朱梅，自己步行上下班。这件事使朱梅深为感动，逢人便说，直到晚年还在文章中屡屡提起。
1937年，朱宝镛与徐望之发起并创办了前列个酿造界学术团体“酿造学社”，朱梅也成为首批会员。与张子章的“经验型借鉴管理”相比，出身的朱梅为张裕带来了更规范的制度与标准，成为前列代葡萄酿酒名家。朱梅还整理和恢复了原先从国外引进的葡萄品种，并亲自前往欧洲引进一些优质品种，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张裕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张裕曾在1939年4月7日出版的《酿造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葡萄酒的分析报告《张裕葡萄酒之分析与各国葡萄酒之比较》，大胆公布了张裕“解百纳干红”和欧洲国家葡萄酒的分析指标对比，张裕解百纳的糖含量为0.03克/100立方公分(即0.3克/升)，远低于现行国家葡萄酒标准中对干红葡萄酒低于4克/升的要求，其它指标也完全达到了优质干红葡萄酒的标准，从而在历史上拉开了“解百纳干红”叫板头牌葡萄酒的序幕。
为了掌握国外酿酒技艺，徐望之派朱梅前往意、瑞、法、比、英、德、奥、捷八国考察，遍访葡萄酒厂。此番游历让朱梅眼界大开，他凭借丰富的学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各国葡萄酒酿造精义悉数纳入消化，由此奠定了葡萄酒酿造工艺的基础，为我国葡萄酒和啤酒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成为葡萄酒界一代宗师。
1954年，朱梅的《葡萄酒》出版，这是前列本详尽介绍现代葡萄酒酿造工艺的著作。除著述以外，更重要的是朱梅为葡萄酒酿造留下的一批人才。经朱梅悉心传授，张裕酿酒师的接力棒完美地传递给第五代酿酒师陈朴先。陈朴先任职期间，起始于巴狄士多奇、成型于朱梅时期的张裕解百纳在配方和酿造工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于198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第25届世界评酒会上荣获金奖。朱梅的出现让张裕结束了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天外飞仙”的年代，迎来了自己的“剑神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