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酒一直自诩为国酒，如同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吊诡的是，这种欺骗性质的自恋情结，却成为茅台酒魅惑世人的价值支柱。《看历史》杂志曾经有专文介绍到，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茅台酒不过仅获得一枚普通的四等银奖而已。较让人蛋疼的是，同时获奖的产品，其数量高达1211个，其中一等奖57个，荣誉奖章二等奖74个，三等金奖258个，四等银奖337个，第五名铜奖258个，荣誉奖227个。真正意义上拿到一等奖章的，是山西汾酒和张裕葡萄酒。茅台何以高调地自诩为国酒？引用朱大可的话来说：茅台酒，较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较昂贵的饮品。
夜郎酒酣
建元六年，东越进攻南越。南越求助于汉廷。如同历史上其他王朝一样，朝廷每平定一方山水，除去征服欲之外，还有占领欲、结盟欲。汉廷于平定东越之后，便派地方长官唐蒙出使南越。既为使节，又为救星，南越当然不会怠慢，美酒佳肴是当之无愧的必备品。南越以美酒“枸酱”招待唐蒙，异香袭人，唐蒙当然不会放弃询问一番。宫廷之上，唐蒙得知，“枸酱”产自牂牁，即今日之贵州茅台镇。
在《武林外史》中，柴玉关拥有“酒色财气”四使，分别负责搜集美酒、物色佳人、聚敛资财和发泄怒气。而唐蒙作为使节，当然不能放弃为帝献酒的机会。班师回朝之后，唐蒙向汉武帝进献“枸酱”，汉武帝饮后盛赞“甘美之”，并由此而知世有夜郎国(今贵州省)。唐蒙为取悦帝皇，不假思索，以护佑南越为由，请求开辟从内地通向牂牁之“夜郎道”。汉武帝虽在酒兴之中，却也不会糊涂到听不懂唐蒙的话外之音。汉武帝听后，好生欢喜，果断升任唐蒙为中郎将，征发巴蜀士兵千人，加上“食重”，沿赤水进入贵州，翻越大娄关，前往今日黔北，开展军事“外交”，史称“唐蒙通夜郎”。汉廷如此兴师动众，唐蒙在夜郎当然是恩威并用。既为外交，当然会礼节性地送给夜郎国些许薄礼。据《夜郎史传》记载，夜郎王征伐东、西濮，挥师进军时放言：“我夜郎大军，谁敢来阻挡?”而开国之君夜郎朵，则如汉廷自命天子般，自命为“代高天掌权，为大地守境”之“天地子”，夜郎国明君多同弥，不但自称“天之子”，更直接宣称：“唯我独尊君，唯我享盛名。”并且，司马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唐蒙作为汉廷使节，为更好开展外交活动，不得不为“汉与我孰大”的夜郎王们普及常识：汉家天子之国，大于夜郎国。在普及常识之外，也更易于劝说夜郎国多同和其他帮君建立外交，较重要者，乃更能震慑夜郎王归附汉廷。
两千年前的军事外交、政治外交之后，一条开往贵州茅台镇的康庄大道就这么铺就出来了。清代诗人陈熙晋和郑珍，依旧对此事怀有吟唱，陈熙晋诗云：“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习部来。”郑珍《贵阳秋感》云：“橡蚕不自乌江渡，枸酱仍从益部来。”
历史的尾巴一甩，就将时间甩到了明代。明代时，黔北遵义地区被称为“播州”，由四川管辖，而实际已被土司杨氏家族控制八百年之久。明清时，宣慰司只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数量比前朝要少得多明设“播州宣慰司”，实行古老的世袭制。明嘉靖、隆庆年间，播州宣慰司辖茅台镇，到了万历年间，好饮贪杯的土司杨应龙在茅台镇兴建酿酒作坊，使得酿酒在茅台镇已不鲜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方山水的统治者，杨应龙为讨好比他更贪杯的万历，凭借权力、财力，他成了茅台镇的酿酒“大家”。
万历帝畅饮“茅酒”后，一饮一赞，一举杯一击节，他与臣子的不快、立嗣的烦恼全部抛诸脑后，竟不见首辅大臣几十载！万历帝“从此君王不上朝”，成为历史仅见的现象。万历帝要享尽天下的美味珍馐，他的贪婪在所有中堪称前列。作为不完全的理由，茅酒断送了献酒的杨应龙家族八百年的盘踞。万历帝挥军南下，将派往播州之后，杨氏家族八百年的家业便如乌江般逝水东流。万历帝剿灭杨应龙的将军邬氏后便派兵镇守茅台镇，将茅台酒的酿造权据为己有。茅台酒也就成为贵胄美酒的前列选择了。
经历干数百年的酿造实践，茅台酒在清代的19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鼎盛时期。陈熙晋在《之溪棹歌》写道：“茅台村酒合江柑，小阁疏帘兴而酣，葫芦溪上笋，一冬风味舌头甘。”高歌一曲之后，还不满足，另添批注：“茅台烧春较香冽。”
1854年，黔北桐梓农民起义，清朝派兵前来清剿。随后两年间，茅台镇数度成为战场。创于明万历二十七年的邬氏酒坊，毁于战火杀伐之下；创于清乾隆四十九年的偶盛酒号，在铁蹄之下荡然无存；创于清嘉庆元年的大和烧房，随风飘逝。直到1869年，战乱平息。盐务商人华联辉祖母彭氏年轻时路过茅台，曾饮茅台酒，竟不能忘怀，特嘱华联辉若路过茅台镇须购茅台酒以还。为还母愿，华联辉于茅台镇上开设“永隆裕”盐号。同时，购得一方酒窖，复酿茅台酒，名曰“成义酒厂”。十年之后，一家联营的酒坊再次酿出美酒，名曰“荣太和烧房”（此名乃各取酒坊联营绅士石荣霄、孙全太、王天和名字中一字而得）。
从三国鼎立到一统天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贵阳周姓商人创办了茅台镇上第三家酒厂，无奈为亦官亦商者赖永初兼并独享。至此，“成义酒厂”之“华茅”，“荣太和”之“荣茅”，赖氏恒兴酒厂之“赖茅”，构成茅台酒史上的“三国鼎立”局面，一直延续到四九年。
1949年共产党夺鹿之后，“成义烧房”被中共仁怀以一万三千元之价买下；“荣太和烧房”老板因“通匪罪”被处以死刑，酒坊被没收，并入酒厂。“恒兴烧房”老板于一九五二年“五反”期间，因“侵吞资产”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接管酒坊，转归茅台酒厂。而此前，“恒兴烧房”老板于1949之前曾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一九四九年，作为大陆政治格局的风水岭，几乎一切事物皆如秋风扫落叶般重新分局，茅台镇上的酿酒作坊也无法幸免。如今，成义酒厂的华联辉，恒兴酒厂的赖永初，荣太和烧房的石荣霄，被塑成雕像陈列在茅台国酒文化城中。酒厂合并之初，年产仅仅几十吨，此后规模逐步扩大，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
在茅台酒史上“三国鼎立”局面之后，在茅台酒史上“一统天下”局面之前，辛亥革命时期的茅台镇，桐梓军阀周西成大量收购茅台，作为贵州特产送给省外达官贵胄。民间撰写对联，对此评判：“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久而久之，茅台酒便毫无争议地成为军阀巨贾宴席之上的必备珍品。
于是，历史的年轮碾至茅台酒史上较牛逼的时刻——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1915年，茅台酒前往美国参展。在巴拿马博览会后，仅仅于1211件获奖物品中拿得337个四等银奖之一的茅台酒在回国后开始了它的装逼之旅，也真正地开始了它的通往独尊之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贵州省长周西成每年大肆购买茅台作为礼品赠送周围几省要人，消耗量至少上千瓶。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长征路过茅台，并于茅台小学操场上演讲。红军抵达到茅台时，自遵义出征已达两月有余，中途未曾修正。红军们用竹筒装满酒，准备连喝带擦洗伤口，正遇。毛笑道:“茅台是出名酒的地方，用它来擦脚太可惜了。”其实，根据成仿吾的回忆录，红军也是人，面对如此奇香熏人的茅台酒，如果不是因为怕贪杯醉酒而影响行军，恨不能酩酊大醉以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故而，多数人以茅台酒擦脚，疲劳而恢复精神。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当时，民国报纸以洗脚用茅台来攻击红军；而当红军成为胜利者之后，话语权重新被夺回，茅酒洗军足的故事便立马成为久经传诵的“茅台长征文化”。甚至，当年尼克松访华时期，对酒考究的，“用一种烈酒推销员的眼光”向尼克松推销茅台酒的神话——“在长征途中，茅台酒是一种全能灵药”。
抗战时期，民国学人为避战乱，前往贵阳，白寿彝、顾颉刚等人于贵阳成立文通书局。华氏借助其与文人之关系，经由文通书局，将茅台酒运往各地销售。茅台酒借助文人的影响，开始获得更大的名声。文人与酒，二者得兼，遂如余秋雨写赤壁：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抗战后期，大西南成为我国治中心，茅台酒终于被工商界所熟悉。
1949年之前，每瓶茅台酒在贵卅售价为银元二块五，高于小学教员月薪。如此高价，只能达官贵人享用，普通百姓只能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听人渲染茅台酒之名贵与美妙。1945年，蒋介石用赖茅酒招待美英法首脑，与蒋介石的双十谈判共饮茅台酒。至今，茅台酒厂还安放着毛蒋共饮茅台的塑像，“有人说我们这座毛蒋合像大概是我国一尊”。当茅台酒与党国、革命结合在一起，神化话语权力便不相上下得无坚不摧。
1949年，定茅台酒为国宴用酒。从此以后，每年国庆招待会，茅台酒皆被定为国宴指定用酒。是年十二月，对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巧逢斯大林七十寿辰。为此随车运去萝卜、大葱、苹果等众多物品，不喜饮酒的他还不忘将茅台酒作为国礼相赠。两大革命，便礼尚往来。次年初回国时，斯大林赠予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吉姆牌轿车。茅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