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华夏文明相融相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敬意”。饮酒是一场德行，一门文化。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酒文化逐渐变了味道，商场、官场皆成放纵癫狂的酒场。
近日，记者采访了德州学院副教授孙乃龙，他从古代酒文化讲至当今酒场乱象，表示在国家大力整治不良之风的影响下，酒文化能否尽快回归于“品”，任重道远，也更让人期待。
“仁内礼外”酒文化源远流长
“追溯酒文化历史，应该是在周朝时期就已经初见雏形。”孙乃龙介绍道，就在初时有两种主要的作用，即祭祀和宴会，这与古代酿酒技艺密不可分，“古人用粮食酿酒，因此用酒来祭祀，表示了对祖先的尊敬，而酒用到宴会上，则体现了国家强盛，物阜民丰。”孙乃龙说。
但周朝时，饮酒只限于士大夫阶层，从饮酒器具、姿势、礼节上十分讲究，普通百姓不得而知。直至唐后时期，物质丰硕，酒从皇室走了出来，成为文人骚客，此时饮酒讲究“微醺”，巧借酒性抒发情感，也是酒文化发展盛的时期，诗仙“李白”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平常百姓接触酒实在明后，这是伴随着儒家文化发展而来的。”孙乃龙解释道，此时酒文化已经完全成型，融入了儒家的德、礼与人文情怀，甚至此时在酒会时的座位安排也已经成为固定模式，国宴、婚宴、聚会，主客如何坐，酒要怎么喝已约定成俗，被百姓烂熟于心，此时官员没有酒太古板，文人不会酒太拘束，百姓少了酒不亲切。
孙乃龙总结说：“酒其实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骨子里是德，表现形式是礼。”无论官居要津之人、商贾市井之士，还是乡野田畴之民，在饮酒的问题上，都要讲究酒德、酒品、酒风，“仁内礼外”就是酒文化的诠释，洋溢着文化的醇香，有了情怀与境界，就有了人文的脉络与规矩。
西方文化冲击下变了味，失了本真
近现代以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酒文化也不能幸免。“西方也有酒文化，他们起源于古希腊神话，饮酒讲究一种‘狂欢’式的精神放松，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孙乃龙介绍到，在西方“饮酒”单只葡萄酒，摇曳于高脚杯，小口细品，直到自己感受到轻松愉悦。
西方酒文化自传入，不少人也将酒注入高脚杯，但人骨子里的习惯不会变，依然讲究“痛饮酒”，而为了效仿西方人的“狂欢”状态，以至于放纵自己喝到另一种“癫狂状态”，在对西方饮酒文化学习中，失去了本真的酒文化。
“这个过程使酒文化一点点变了味道，既没有学到西方饮酒文化的精髓，又失去民族文化中的礼仪，但此事也并非全是坏处，试想为什么人可以学喝西方葡萄酒，而少见外国人喝白酒，这要归结于文化包容性，这如果恰当运用其实是优点，当一种强势文化冲击时，我们能快、全地学习、接纳它，才是民族能快发展的动力。因此，此时的酒文化的确变了味，但不至于酸腐。”孙乃龙说。
“酒场”如同生产线人沦为酒的工具
然而真正使酒变得酸腐不堪、应酬乱象成为痼疾顽症的根本原因，还是人沦为了酒的工具，人喝酒与酒灌人本末倒置。“随着人们喝酒讲究牌子，失去了相对公平、有原则的社会秩序，人气面子、公款消费、权钱交易这些酒桌顽疾酒慢慢形成了。”孙乃龙说，如今的许多酒场中都充斥着目的、利益和欲望，酒杯里除了酒，还盛满了献媚、结盟，这是一种光怪陆离的变化。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种变异的酒文化，正约定俗成地进入干部管理任用机制，成为规则之外的潜规则。饮酒者心中即便有万千的不愿，但既然身在官场，也只能被潜规则裹挟着逢场作戏。“进了酒场就如同进了工程生产线，每一道程序怎么走，在每一处要喝下多少酒都身不由己。”孙乃龙说道，这是酒文化之殇，是酒德、酒品、酒风的自毁。
基于官场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对酒文化造成戕害，中央八项规定颁布“禁酒令”，“这一点受惠的不仅是老百姓，包括许多官员也大呼减轻了负担，摆脱了纠缠。”孙乃龙说道，此项规定目前看来效果明显，百姓称快，但这种遏止是不是长期的，能否从根本上、源头上管住干部，还要历史和时间来检验。
披沙沥金回归“品”酒文化
然而，彻底改变酒桌乱象，单靠“规定”势单力薄，重要的还是回归到真正的酒文化精神上来。“酒”重要的是回归“品”酒文化，既是动词真尝一杯美酒带来的欢愉，又指名词人们如今所丢掉的酒品、酒德、酒礼。“回归”的首要问题，是民族文化自信回归。“少喝酒、不喝酒都不能算作酒文化回归，因为酒在不仅是文化，还是饮食，完全遏制打压是否认了它存在的意义。”孙乃龙说道，酒文化也只是中华文明的一面小镜子，在今天它被重提、重视，人们也应用这面镜子审视到更多问题，无论哪一种文化回归，其重要的出发点是人们对这种文化的认知、认同，回归不是推翻，不是简单的向前向后，而是做到时代所要求的融会贯通。“时至今日，酒文化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徘徊在权力和金钱之外，在社会不那么显赫、瞩目的位置浅吟低唱。”孙乃龙说，因此，展望酒文化发展，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按照文化的发展规律，包括权力在内的任何外力，都无法改变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方向，酒文化经过了大浪淘沙，终也必将披沙沥金，带着全新的酒文化内涵回到“品”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