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饮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中，与酒渊源深的，当属阮籍。
阮籍，字嗣宗，性颇狂傲不羁，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阮少时常有济世之志，但在看清现实的无奈和生命的无常之后，便以隐逸为旨趣，每日以酒为嗜。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以保全身。
阮籍爱酒，究竟到了哪种程度？据《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为了能喝到酒，不惜辞去了司马氏的幕僚职务，去当个不的步兵校尉。由此可知，他着实已痴迷于酒了。
酒有助于文人倾吐自己的情感。阮籍善诗能文，以咏怀诗为佳，而这些诗歌多半作于酒后。现实的不济，使他无法直接表达自身的悲愤哀怨，便借酒书愤；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使是酒后，也不敢直白陈明，这就促成了阮籍“隐晦曲折”的诗风，对后人影响深远。
酒不仅能令愤懑者倾吐各种情感，还可以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司马昭欲串权夺位，需大臣书写一封劝谏魏帝自行退位的谏书。大臣们深知这是件对魏不义的事，便将其推给了阮籍。阮籍也知此文不好写，无奈之下便整日饮酒，不管他事。临到用时，司马昭差人去取文，却发现阮籍已是酩酊大醉，正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使者大急，叫醒阮籍索文。阮籍醉眼惺忪，取出纸笔，临场发挥，借着几分醉意将《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气呵成，文辞清正，令使者叹为观止，阮籍醉酒成文的故事也由此传开。
阮籍爱酒，更善醉酒。“醉酒”是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保的一种工具，于他是屡试不爽。
《晋书·阮籍传》中云：“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司马昭想通过联姻笼络阮籍，因此以他儿子的名义向阮籍提亲。司马昭当时已是帝王，阮籍若直接拒绝其要求，免不了杀生甚至灭族之祸；若答应他，就必须与之同流合污了。进退两难之际，阮籍选择将自己灌醉，这件事也就“不得言而止”。“醉酒”也让他避过了钟会为其设置的种种圈套，司马昭对他的戒备，使钟会的谗言无法生效。
生在不合时宜的年代里，令阮籍无法施展自身的才能，实现远大的抱负。于是他选择逃避现实，沉醉在自己的酒世界里，借着“醉酒”保住自己的生命与人格。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清白自由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