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给劲牌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少勋先了一条短信，恭贺他被《酒业报导》评选为“2013年酒业风云榜年度十大人物”。
吴总回信道：“我认为您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酒业，更需要您如此对待劲牌。”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竟然令我热泪盈眶。心中某个堤坝瞬间崩塌，积郁已久的心里话向他倾泻而出——写年底社评文章《2013，白酒在洗心革面中转变》，提出白酒要实现“从官到民、从假到真、从虚到实”的转变，不少人指责我把白酒行业说得一团漆黑。
发表《郎酒夜奔》，被郎酒认定为“夜”（负面）写得太长了，“奔”（正面）写得太短了，因此停了我刊的广告。
不仅要承受外来的压力，即使在杂志社内部，我们所主张的“基于事实，出于善意，勇于批判”的办刊思想也受到不小的压力。
在为新年期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时，我斟酌再三，终还是写了带有批判性质的《深陷“国”字情结会害了名酒》。老实说，我还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非议。
，我写道，“您的几句鼓励的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会激励我尽量说一些真话，发一些批评类的文章，不完全辜负我心中尚存的媒体理想、行业责任。”
2013年，我正好是“知天命”的年龄，也是我进入酒业的二十周年。审视白酒，其实是在反思我自己。
前十年，自己忙于生存与生计，无暇反躬自问；后十年，身逢白酒“黄金十年”，杂志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随波逐流，即使对行业的问题有些警觉与思考，也往往不到位、不系统。
记得2011年，我曾热切地向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先生建议，要进一步提高汾酒的价格。因为白酒多年的发展证明，凡是涨价的都发展了，凡是不涨价或少涨价的都落后了。不曾想，李总当时对我们一行人说，“大部分人还是在喝价廉物美的普通酒。价格太高，卖给谁？”
也是在这一年，我去拜访老朋友白云边酒业董事长梅林，好心地提心他，白云边这几年比起其他酒企的发展速度明显慢了。而梅总却笑着说：“我现在的发展观就是不增长！”
两年以后再来看，李总、梅总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2013年，白酒下滑，而汾酒、白云边则显示出稳健的姿态。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我在随波逐流，而他们则经受住了诱惑。他们通过对行业与企业的审视，坚守着白酒发展的正道。
写到此时，我不禁想，如果《酒业总裁参考》能够在2011年创刊，能够多记录和报道李秋喜、吴少勋、梅林们的思考与觉悟，该有多好啊！
对于白酒的反思与批判，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话题。白酒要彻底转变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思维、习惯的因素，更有利益的羁绊。
作家阎连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述他自己作为一个评判者的痛苦。因为经常会写一些带有批判性的文字，他受到家中至亲的父母兄弟责备。亲人们问他，写这样的东西，你又得不到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写？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为什么还要去批评？阎连科说，正因为知道亲人是因为关心而责备他，他比平常更加难受，倍感伤感与孤独。
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2013年12月26日，汾酒在广州召开经销商大会，特意安排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媒体恳谈会。会议结束时，我站起来对在座的汾酒领导层大声说：“茅台、五粮液都召开了经销商大会。茅台邀请了媒体，而五粮液则对媒体关上了大门。有句话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是所有媒体都是来拉广告的，也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是为了拉广告而来挑毛病！媒体是有理想的，媒体是能够为白酒的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的！”
我要说的是，尽管白酒的反思是艰难的，却是必须的。2013年，总裁们无论怎样审视与阅读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