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酒文化是酒与文人墨客大结缘。唐朝诗词的繁荣，对酒文化有着促进作用，出现了辉煌的“酒章文化”，酒与诗词、酒与音乐、酒与书法、酒与美术、酒与绘画等，相融相兴，沸沸扬扬。唐代是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唐代酒文化底蕴深厚，多姿多彩，辉煌璀璨。
“酒催诗兴”是唐朝文化凝炼度的体现，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酒文化在唐诗中酝酿，品醇味久。唐朝酒肆日益增多，酒令战风行，酒文化融入了人的日常生活中。唐人崇尚“美酒盛以贵器”。其酒道，饮酒大多在饭（食）后，正所谓“食讫命酒”“食毕行酒”“烹鸡设食，食毕，贳酒欲饮”。当时的饮酒之道，是在食毕进行，饱食徐饮、欢饮，既不易醉，又能借酒获得更多的欢聚尽兴的乐趣。
白酒在唐朝又称为烧酒，历代诗句中常出现烧酒。白香山有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亦有诗云：“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可见当时的四川已生产烧酒。古诗中又常出现白酒，例如李白的“白酒新熟山中归”；白居易的“黄鸡与白酒”，说明唐朝的白酒就是烧酒，亦名烧春。研究白酒的起源，必先以蒸馏器为佐证。方心芳先生认为宋朝已有蒸馏器（《自然科学史》6卷2期，1987年），但他在1934年时曾说我国唐代即有蒸馏酒（《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调查报告》第7号）。
1975年在河北承德市青龙县出土的金代铜质蒸馏器，其制作年代迟不超过1161年的金世宗时期（南宋孝宗时），认为可信无疑。据西方在10或11世纪发现蒸馏法以后，就可能由发酵的饮料中得到较早的乙醇（酒精）。但在16世纪以来，由谷物原料直接制备乙醇，其酒精和水的类似饮料产品，就被广泛应用。
其一，单纯从酒的角度：
可追溯到六千多年前，有文字记载的夏、商，亡国的不仅是女祸，也包括酒，“酒池肉林”就是当时真实地写照。亡国于酒。到了周朝有相当一部分时间禁酒。隋唐时期，由于经济地迅速发展，文化地繁荣，酒也得到新的崛起，“李白斗酒诗百篇”。可以说隋唐是酒业振兴之时。
其二，白酒的起源：
元代说。李时珍的本草中写道：“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说明蒸馏酒迟起源于元代。
宋代说。宋代的《丹房须知》《岭外代答》《游宦纪闻》中对蒸馏酒均有记载。这也是目前普遍认知的一种观点。
唐代说。白居易的“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光”。陶雍有“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的诗句。但这里提到的烧酒是否是蒸馏酒还存疑。
东汉说。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用此做蒸馏试验，蒸出酒度为26、6--20、4的蒸馏酒。安徽滁州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青铜蒸馏器。为此吴德铎教授和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于1986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四届科技节论坛上提出这一论点，引起轰动。综合以上四种论点，我们选择稳妥的说法：隋唐说。
其三，天津起始于隋唐。
隋朝时修建京杭大运河，南北运河的交汇处，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早的发祥地。
唐朝时在芦台开辟盐场，在宝坻设置盐仓。
所以，隋唐帝王泉是白酒文化及天津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和的传承。
隋唐时期，是药酒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记载丰富的数孙思邈的《千金方》，共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内、外、妇科等几个方面。《千金要方·风毒》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16首，《千金翼方·诸酒》载酒方20首，是我国现存医著中，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
此外，《千金方》对酒及酒剂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认为“酒性酷热，物无以加，积久饮酒，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针对当时一些嗜酒纵欲所致的种种病状，研制了不少相应的解酒方剂，如治饮酒方，治饮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