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史而言，当今中外史学界有多种历史观，若以华裔中人论，则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唐德刚的“口述历史”等等为其中荦荦大者，是脱离旧窠的治史方法。得失姑且不论，但仍然是以为今人提供借鉴蓝本为出发点的。这二者虽然在方法上颇具独特性，但顾此失彼处又令人不敢过分恭维。这便是实用主义历史观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时下流行的文体是“非虚构”，这是个舶来的叫法。作者写得兴起时“山呼海啸”，读者则“如痴如醉”，这路东西基本上是会被历史学家归之于“小说家言”的。
漫溢的野火烧过，再经过历史慌乱脚步的踏踩，多少有意味的历史灰飞烟灭，“残花败柳”般的历史素材实在是没剩多少。
北京有座贤良祠，是古时祭祀旧日贤达的场所，好比法兰西的先贤祠。对于“贤达”，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历史人物也就走进了各自的庙堂。古人说—文以载道，文不能载道时，也可以撩拨开被藤蔓遮掩的历史，谈古论今。可以说，都是个人读书、生活的随笔而已，贻笑大方处自不在少。笔者在读史之余，也曾记录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斑驳行状，摆放在笔墨祭台上晾晒、评说一番，以祭奠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我想，如果历史人物们地下有知，他们大概是愿意的，也不会讥笑后生的唐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