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白酒行业建厂早的企业
石家庄制酒厂，伴随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是届市在石市永聚源等五家老烧酒坊基础上组建的批公营企业;作为解放的个城市，石家庄紧靠西柏坡，在接待过往的中央领导、各野战军首长和友人时，少不了石家庄的老烧酒，前方各野战军首长途径石家庄到西柏坡往返时，都要在石市携带酒、糖等前方不易弄到的物品，使他们感到我们手里有了城市，有了后方；开国大典选用的红星牌二锅头酒，就是该厂1949年初遵照华北指令支援给北京厂的品牌和技术。
程云山，井陉人，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曾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机关合作社社长、生产科长，石家庄解放后任敌伪物资管理处第五组组长；张利，曲阳人，1940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也是一位老晋察冀，曾在古川大队，石家庄解放后任敌伪物资管理处第六组组长；届市成立后，柯庆施任市长，市政府着手发展公营企业，财政局要办酒厂，当时的财政局局长赵子尚(平山人，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曾任平山县军用代办所所长、晋察冀四专署财政科科长兼粮食局局长、冀晋行署财政科科长兼贸易局局长、晋察冀边区禁烟督察局副局长），他找到程云山、张利，让俩人负责筹办石家庄酒厂，程云山任厂长兼书记，负责生产、供应、销售，张利任副厂长兼工会干部、人事股股长，负责政治、党务工作。
据今年已86岁的张利老人回忆，石家庄解放后，中央给石家庄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人民城市，支援解放。当时石家庄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在一片废墟上重兴公营企业，当时市长柯庆施给下了硬任务，就是必须在阴历年以前让全市人民喝上酒，过个欢乐年。市长承诺给红粮3万斤、六匹退役骡子，初接受了永聚源等五家制酒作坊，形成了在永安街、大经街等五个点的制酒厂，其实就是五个大的烧锅，然后一个一个谈心，动员他们开工，到附近村来找工人，生产出酒后，卖给，由军队接收。这样到年底就出了酒，并供给私人酒店（专营买卖酒的）、商店、小贩等，除了散卖外，还有瓶装的，叫红星二锅头，红星取自八路军的帽徽红五星，意指咱们新自己的牌子，二锅头酒是指的烧酒。1948年1月底成立了“石家庄公营酿酒厂”，政府对酒类实行专营，后来又上了电磨，在新华路开了电磨厂，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又成立了露酒厂、酒精厂、制曲厂。
1949年2月北京解放，在中央税务总局次会议上，成立华北酒业专卖总公司，酒厂也随之改称华北酒业石家庄公司。北京酿酒总厂（即现在的红星酿酒集团）建立之初，遵照华北指令，抽调100多名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支援北京厂的筹建，同时将石家庄酒厂早使用的“红星”牌商标也带到了北京。红星酒成了新的献礼酒，开国大典用的就是源自石家庄酒厂的红星二锅头；1949年1月，天津解放，为支援天津，向天津整车整车地送酒，为防止摔破，那时用的是柳编篓，一筐装24瓶，用草掩上挤得很严。当时，石家庄酿酒厂、北京酿酒厂、天津酿酒厂并称“华北地区三大酒厂”。
那时的先辈们，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们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美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