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在银川调研，考察了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园，了解当地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强贺兰山生态保护等情况。
宁夏贺兰山东麓的狭长地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荒芜和贫困的代名词。然而在过去短短的十年间，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很大的优质葡萄酒种植加工基地，成为我国真正意义上与标准接轨、以全产业链理念建设的酒庄酒产区。近5年，先后有50多家酒庄的700多款葡萄酒，在品醇客、布鲁塞尔、巴黎等葡萄酒大赛中获得大奖。目前，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已建成酒庄86个，综合产值超过230亿元。2016年，在宁视察时就曾指出“我国将来葡萄酒市场不得了，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品质优良，宁夏葡萄酒很有市场潜力，综合开发酿酒葡萄产业，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走下去。”
为什么一个如此偏僻、贫困的地方，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商业传奇？虽然独特的风土条件是产区竞争力的重要基础，然而可与贺兰山东麓风土条件相媲美的产区在国内并不鲜见；而且，贺兰山东麓从80年代就开始了葡萄园的种植，长时间内葡萄酒产业也乏善可陈。为什么等到过去十年这一产业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认为，对比其他产区，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崛起的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是宁夏适时提出的“小酒庄、大产区”的发展思路，以及为了推动从工厂酒产业模式向酒庄酒产业模式转型的一系列产业政策。
图片来源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01、恓惶岁月 宁夏葡萄酒产业发端于1980年代初。
1981年原宁夏农学院院长李玉鼎教授调到农业学院任教时，宁夏没有一颗酿酒葡萄，仅有农村庭院里零星栽培的鲜食品种大青葡萄。1982年左右，农垦系统玉泉营农场开始论证酿酒葡萄栽培。由于没有种植经验，论证小组便以富士苹果为参考。在富士苹果能够成熟的地方，酿酒葡萄就能成熟。以此为依据，1983年农垦玉泉营农场大规模引进酿酒葡萄品种，获得了很好的品质。
1983年10月，农垦玉泉营农场组织9名技术人员前往河北昌黎葡萄酒厂学习葡萄酒酿造技术。次年，技术人员回到宁夏，带着昌黎学来的技术，厂里购置的100升的大水缸，农垦玉泉营葡萄酒厂开工建设并投产，开启了宁夏现代葡萄酒生产历史。宁夏葡萄产业迅速揭开了其得天独厚的风土面纱，随后的几年，产区得到了国内专家的认可。我国葡萄酒先驱贺普超、李华教授先后提出“贺兰山东麓是葡萄酒的未来之乡”，“贺兰山东麓适宜生产优质高品质葡萄酒”的论断。因而成为专家心目中生产高端葡萄酒的有竞争力的潜在地区。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国民对于葡萄酒的认知和消费都处于初级阶段。玉泉营葡萄酒厂生产出来干型酒老百姓不太接受，但有一些甜味的葡萄酒，当时市场上销售比较好，卖得非常便宜，一瓶酒5块钱，所以老百姓非常欢迎。这一消费偏好给酒厂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生产老式的我国勾兑葡萄酒，葡萄酒价格卖不上去，成本高、价格低，企业没有利润，如果生产干型葡萄酒，消费者又不接受，所以不仅是西夏王，的葡萄酒厂都不景气。酒厂的不景气直接导致农村葡萄种植基地的反复变化，种的葡萄没有市场，第二年挖了，过两年市场又好了，再种，又不好了，又挖了，这种现象宁夏也没能避开。当时西夏王建厂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在萧条时期，很多人离开酒厂，只剩下二三十人。
这一窘境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所好转。1996年开始于广东、福建等地，进而蔓延到的“干红热”，掀起了我国葡萄酒又一轮发展的热潮。众多企业竞相进军葡萄酒业，张裕、长城、王朝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扩能增产，开拓市场，同时长城、新天、云南红等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各产区制定了各种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投资者建立葡萄酒生产企业，力图将葡萄酒做成当地的特色产业。消费者也在追求时髦，都在喝干红、干白葡萄酒。特别是干红的消费量增长迅速。西夏王前几年积压的干红在一年之内全部卖完。西夏王酒庄一位资深专家回忆说“当时我感觉，在咱们我国消费者心目中，只要是红颜色的酒，他就认为好酒，也不管什么品质感官指标了，只知道红颜色，可能是一种跟风。”
在这一葡萄酒消费和发展的热潮中，国内外大酒厂纷纷抢滩宁夏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其中规模大的就是广夏公司。他们提出以“大规模、高起点、高科技、高速度”的广夏模式，一共投建了八万亩酿酒葡萄基地。在基地建设的同时，酒厂开始兴建，灌装线开始安排。此外，宁夏当地的民族化工和宁夏农科院合作，在芦花台建设了六千亩酿酒葡萄基地。一时间形成了两个上市公司加西夏王为龙头的第 一梯队，打造三十万亩贺兰山酒谷。
1996年、1997年市场的酿酒葡萄价格大概在3块钱左右，农民种植酿酒葡萄的积极性非常高。然而，大多数种植者对于当地风土和气候的认知非常不足，种植技术也很不规范。相比于其他产区而言，宁夏产区的一个劣势是冬季寒冷。因此需要将葡萄藤埋进土中御寒过冬。2002年，产区遭遇大规模的严重冬季冻害，由于不规范的种植，大片的酿酒葡萄被冻死。雪上加霜的是，当时龙头企业广夏集团因为管理问题轰然倒下，西夏王等企业无力收购所有葡萄。因此，种植酿酒葡萄的农民损失惨重。
面对这种情况，贺泉酒庄的老板魏继武集资，在2002至2004年，以一块钱、两块钱一公斤的价格每年收购两三千吨的葡萄，拯救了很多酿酒葡萄。然而，这种卓绝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2003年以后，农民就大量在地里种黄豆、种玉米。当时，宁夏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感叹道“葡萄不是金豆豆”。宁夏葡萄酒此时跌入谷底。
02、小酒庄、大产区
盲目的扩张和霜冻的打击，虽然让宁夏葡萄酒产业“伤筋动骨”，但同时也给产区官员和企业家一个反思的机会。在学习国内外葡萄酒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宁夏葡萄酒产业重新起航。
2003年，陈建国书记开始主持宁夏工作。来自山东荣成的陈书记，对于葡萄酒比较了解。在品尝了当地的葡萄酒以后，反馈说葡萄酒品质不好，需要进一步提升。于是，科技厅开始组织力量研究适合当地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的相关技术。
而作为日后直接主管葡萄酒产业的郝林海，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葡萄酒对于宁夏经济的重要意义。他回顾说，“我意识到葡萄酒是一个对宁夏来讲很有价值的产业时已经是很晚了。有一次一个在我国日报当记者的法国人随团来参观宁夏的农垦，她家就有酒庄。在葡萄园里面，她突然说这的葡萄这么好能酿好酒，后来我当了副分管农业，对特色产业、种植、养殖都很关注，知道了全世界都可以种葡萄，但是种酿酒葡萄是需要有先天的客观条件的，如果自然环境不合适，是种不出也种不好酿酒葡萄的。”
然而，怎么重振宁夏葡萄酒产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摆在主政官员面前的重要的挑战。他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范围内，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都是后起之秀，在葡萄酒产业没有地位，无法对定价机制产生影响，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格局。因此这一产区在发展中，必须谨慎，不能犯错误，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找到准确的产业的定位。面对国外的进口葡萄酒以及国内老牌酒厂的双重竞争压力，在对比国内外葡萄酒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产区决定抛弃之前的工厂酒政策，避免与其他的竞争者打价格战，探索差异化战略，发展特色酒庄，保持产业和品牌的独特性。
一个产业的崛起实质上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互动的过程，是官场加市场，是政治和经济创新家走到了一起，互相学习，合作推动制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酒庄酒生产模式因其高投入、高风险、长时间的特征，难以获得追求短期回报的企业家，或者追求快速晋升的地方官员的青睐。因此，酒庄酒的生产模式能否落地，能否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是否有一批有能力，有情怀，有耐心的企业家和地方官员，取决于这两个创新群体能否进行良好的互动，协同创新。
郝林海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颇有造诣，这使得他在审视葡萄酒产业价值时能够超出产品的工业和经济层面的属性，敏锐地捕捉到葡萄酒的文化属性以及支撑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多元共存的文化价值观。在他的眼中，风土是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根本，“风土是贺兰山，风土是黄河水，风土是葡萄农冬天埋藤，是霜霉病，也是酿酒师的高兴与不高兴。”基于对独特的风土的尊重、肯定和追求，宁夏提出了“小酒庄、大产区”的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能够让每个地块，每个酒庄地发掘自己的风土特色和文化特色，差异化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在产区里每个酒庄都有自己专属的不可复制性，都是独特的。就像是家里母亲做的那碗手擀面，用的是我们自己地里种的小麦、榨的胡麻油、辣椒油，由母亲亲手做出来的那碗手擀面。这不仅仅是一个产区的概念，也是一种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化、不可复制性的价值观体现。”
这一政策方向也得到业内专家的肯定，我国农学会葡萄分会副李德美认为，“小酒庄、大产区”模式，是一个因地制宜、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宁夏的土地、水力、人力资源有限，开发葡萄酒产业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