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宜宾许多酒厂皆被“公私合营”，因尹家当时已没有人从事酒业生产，其16口酒窖闲置。1952年，尹伯明与宜宾国营二十四酒厂厂长贾善宝签署租约，将16口酒窖以及其他生产工具、生产用房租给酒厂，租期两年。租约中明确16口酒窖是独立于厂房的。
后来，国营二十四酒厂改名叫宜宾国营酿酒厂，双方继续签署租赁合同。其间，1954年政务院(前称)发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整个“公私合营”并没有涉及“尹长发升”16口老窖。
如果按这样的思路走下去，也就没了今天的故事。但不久出现了插曲，1958年国家开始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房屋交由管理、收租、修缮，把租金的20%左右发给房主，史称“经租”。因为中央出台了文件，尹伯明积极响应，将租赁给国营宜宾酒厂的5间厂房申请国家经租。
文革期间，尹伯明被打成宜宾的“三号特务”(一号和二号分别是宜宾和宜宾市长)，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并扣上了“叛徒”、“特务”、“刘少奇同伙”三顶帽子。后在干校病逝。1980年平反昭雪。其间16口酒窖一直被宜宾五粮液酒厂“租赁”着。
1993年，五粮液酒厂与尹伯明的儿女签署了《换约续租协议书》，“继续租用长发升16口老窖池”用于酿酒，并一次性结清历史欠账。其后，双方又4次签署租约，租金一直支付到2009年12月31日(租金每年23.1万余元)。
尹家与五粮液公司的酒窖租赁协议被以“是商业秘密”为由，要求尹家后人严格保密，并一直“沉默”了近60年。要不是这次酒窖产权之争，公众还不会知道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