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教授们践行实地了解民情来到董公寺，品饮董酒后，赞不绝口。教授们认为，此酒融汇130多种参与制曲，是百草之酒，而“董”字由“艹”和“重”组成，“艹”与“草”同义，“重”为数量多之义，故“董”字寓意“百草”。
同时此酒产于低纬高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植被茂密、泉水甘醇的酿造美酒之地，加上独特的酿造工艺、制曲配方和香味组成成分，体现了浑然一体、和谐共生的思想，使其成为较正的酒。而“董”字在《楚辞·涉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中，其义正也、威也，有正宗、正统、正派、正根、威严、威重之意。“董”字本身的文化内涵与董酒的文化内涵具有传奇般的巧合。随即，教授们提议将此酒命名为“董酒”，希望董酒继续秉承“药食同源”“酒药同源”的人类酿酒真谛、传承发扬“百草之酒”。之后，董酒不但成了教授们的心爱之物，经他们荐介，还荣登当时“陪都”重庆大雅之堂，成为达官显贵们的至爱。从此，董酒声名远播，蜚声大江南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为发掘传统名产，派员在程氏小作坊基础上修灶建窖，恢复董酒生产。1958年，酒样上送国家相关部门。国家相关部门请专家鉴定后批示：“色、香、味均佳，建议当地予以恢复和发展。”董酒枯木逢春，乘势大上，产量逐年增加，较盛时，年产达10000余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相关领导人先后到董酒公司视察指导工作；其间还有一大批文化界当代大家光临董酒公司指导，给董酒公司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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