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国酒文化城建有汉、唐、宋、元、明、清及现代的七个馆。每个馆均体现了各个时代建筑美学的典型风格：汉馆古朴巍峨，唐馆富丽堂皇，宋馆古典玲珑，元馆粗犷明快，明馆精巧别致，清馆华丽凝重，现代馆明晰流畅。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茅台国酒文化城七大馆。
汉馆
从猿猴造酒的传说到人类有意识的加工生产，酒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显得尤其明显。到了汉代，虽然酿酒业一再被统治者限制，随着酒曲技术的进步，酒的品种逐步增多，酿酒业仍然得到较大发展。
由于汉对贵州实行移民屯田政策，促进了贵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贵州的酿酒业医师用人工制曲的复式发酵新工艺。唐蒙沿赤水河乘舟而上出使茅台，见到两岸人家酒坛无数，可见当时贵州的酿酒业已相当发达。
唐馆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国家繁荣昌盛，中原与异域文化、商贸交流非凡繁荣，长安城里外使、外商络绎不绝，酒成了邦交礼仪的必备珍品。唐盛行以酒宴宾，太宗、玄宗频宴蕃使，动辄上千人。举国上下无酒不成礼，文人墨客无酒不成诗文，长安酒肆星罗棋布，酒业异峰突起，酒文化，酒典故进入了非凡极其罕见的辉煌鼎盛时期。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今西藏），使唐蕃“合为一家”，同时带去了中原的黄酒酿造方法。唐初贵州彝族先民建“九重宫殿”，内有屠宰、酿酒等作坊。“九重宫殿”资料表明唐代贵州已生产蒸馏白酒。
宋馆
酒对于宋朝来讲具有独特的意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酒政从官酿、官卖和民酿、民卖扩大为任何人只要纳钱就可经营，并规定了各地要向中央定期朝贡，其贡物有：丹砂、骏马、铜鼓、名酒酱等，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
宋代官库酒在中秋前发卖，人们敲锣打鼓挑酒于市，热闹非凡。文人士大夫盛行诗酒会，较着名的有欧阳修的平山诗会。这期间出现了前列部关于制曲酿酒的专着《北山酒经》总结了南北朝以来的曲蘖酿酒技术。
元馆
元代是我国饮酒习惯大转变的时期，由于蒙古族喜欢烈酒，从而推动了我国烧酒的发展，高度蒸馏白酒仪式风行我国。1291年播州（现黔北一带）军民宣抚使杨汉英特贡仁怀酿制的烧酒，得到元世祖忽必烈划地嘉许，成为贵州较大的土司之一。此后每贡必有酒，茅酒飘香御苑。
元代酒税轻重不一，为避湖广行省沉重的酒税，杨汉英奏请改隶四州行省，促进了播州全境酒业的发展。受中原汉风之染，元宫廷和贵族开始储藏各种保健滋补品，配制补酒。
明馆
明代是我国酿酒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明初的严政肃贪，休养生息，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得商品经济异常的繁荣；明朝后期，资本主义在开始萌芽，这些都为我国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蒸馏技术的提高，酿酒综合利用技术的推广，推动了我国就业的发展，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饮酒之风非常盛行，集镇、乡村酒店大量涌现。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徐启光的《农政全书》对我国古代酿酒术作了系统的研究。袁宏道的《觞政》总结了当时的酒俗、酒规、酒礼等，是明代较具代表性的酒文化着作。
清馆
清朝前期采取的一系列开明举措，使得我国耕地增加，粮食增产，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酿酒工匠和包买商的出现，推动了酿酒作坊的工厂化经营，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城乡商品经济更加繁荣，有力推动了酒类的生产和贸易。
清乾隆十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准开赤水河道，仁岸成为川盐入黔的主要口岸。为提倡社会敬老风气，康熙于宫中设千叟宴，选六十五岁以上文武百官、黎民百姓上千人赐宴于畅春轩，王室子弟执爵敬酒：选八十岁以上老人“至御前亲视饮酒”。后雍正、乾隆、嘉庆不定期举行。
现代馆
清朝末年，茅台成为赤水河上较着名的通商口岸。“蜀盐进贵州，秦商聚茅台”，茅台商贸异常繁华。华联辉和石荣霄创办“成义”、“荣和”烧房，使几乎毁于战火的茅台烧再度崛起。“成义”按传统“茅台烧春”回沙工艺酿制“回沙茅”，色、香、味俱佳，誉满南北，并于 1915 年在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所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夺得金奖。茅台酒从此飘香环宇，名震九州。与法国的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鼎足而立。
灿古昭今的茅台酒文化，随着新的诞生，又谱写出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六十年代中期，在轻工业部的组织下，完成了茅台酒两个生产周期的科学试验。酒厂的技术人员、干部、职工为进一步完善茅台酒的生产工艺和巩固提高茅台酒的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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