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吟魂恼醉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不论从哪一种角度来欣赏元代散曲家白朴的这首《中吕·阳春曲》，也不论我们怎样评价它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境界，我们都必须承认它在不经意间涉及了酒文化和艺术精神的一个深邃命题：诗酒乐天真。
享受人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但对于文人来说，较为向往、较为推重的人生享受，恐怕还是颇有意味的“把酒细论诗”，诗酒傲王侯，诗酒乐天真。古代艺术一向注重一个“真”字，重视抒发真性情，表达真情感。
这里所说的“真”，一是指内在的真实，即作家、艺术家抒发的情感确确实实是他所亲身体验和经历过并为之激动和亢奋的情感，不是那种搔首弄姿式的矫揉造作，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发自肺腑，出自内心，源于心底；二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抒发情感时所借助的外在事物和物像具有客观真实性，抒发的情感符合客体的真实及其内在规律性。二者之中，内在的真实有时更为重要，因为对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倘无内在的真实，外在的真实也就无从谈起。
“诗从肺腑出”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艺术要求，但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肺腑流出真性情，需要适宜的客观环境，也需要作家、艺术家的勇气和胆识。一方面，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礼教文化严重压抑并约束了人们的真性情，使得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虚伪造作且冷漠生硬的人生表演；另一方面，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仅对作家、艺术家的心灵和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摧残，而且他们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就会招致贬斥、流放，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他们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生命的存续而忧愁，又怎么可能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地一展情怀？怎么可能把肯定有许多不合时宜的真实情感表露出来呢？
这就造成了作家主体意识的丧失和真实情感的扭曲，甚至会出现“假作真时真亦假”、虽处在虚假之中而不自知的情况。因此，说真话，绘真景，叙真事，抒真情，这种本来属于作家、艺术家本分范围之内的事情，反而成了需要仔细寻觅的难得之物，成了作家、文艺家超乎寻常的“高难度动作”，非有特立独行的果敢和直面人生的勇气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由于作家有意识地和酒亲和，并且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引入酒文化，借助酒的参与和介入，使他们得以暂时摆脱各种约束，忘掉许多不快，让处于压抑和扭曲状态的精神情感获得暂时的缓解与片刻的安宁，得以物我两忘，进入真正自由的创作状态。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大脑配备一个“司炉工”和一个“工程师”，酒的麻醉作用使处于神经中枢的“工程师”睡眼惺忪，却使“司炉工”处于情绪亢奋状态，不时地往炉中添加燃煤。酒能让人扯下虚伪的面纱，裸露出平时难得展示的真面目，达到“杯酒见人心”、“酒后吐真言”的效果。
从这种意义上说，酒是大脑的“司炉工”，是打开人们心扉的钥匙。人们在似醉非醉之中，较容易流露出真诚坦荡、率性而为的真实灵魂。当代台湾作家罗兰女士就曾说，酒至微醺人容易飘飘然，对外界人为规律的顾虑便可放松，这时心绪昂扬，感情奔放，可以想所欲想，言所欲言，把心底一些真实的感受，诚诚恳恳的感情，一股脑儿倾泻出来。这时所写的诗一定是直言无隐、全然发自感情的真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缘于真情的艺术作品一定可以在别人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正是我国诗人爱酒者众多，竟至于“听说诗人都善饮”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