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自然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始），但内战而衰败的根苗早在开元盛世（公元714-741年），甚至追溯至高宗——武周时（公元650——704）已种下祸根。在那装满盛世繁华梦的葡萄美酒夜光杯里就已滋生着衰败的和酵母了。《旧唐书》称“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先是吏治的腐化，官员结党营私，出现“朋党之争”，后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政治失去开明开放的阳光之后，社会奢华之风渐起。据学者钱穆考正：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千斛，且政 府官员精简，地方州县“大加并省（简政）”，国家财政供养的人员得到控制。但到开元（公元714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大历（公元767）数倍于天宝，建中（公元780年）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的官一品俸已达九千缗。官僚奢靡之风飚起。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唐德宗时大臣沈既济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盛唐已演进到衰唐了。“安史之乱”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次政治变故。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大变故，历史掉头向下坡路发展，盛极一时的葡萄酒消费和葡萄酒文化也盛衰两重天了。
众所周知，唐初已形成以北部疆域划线的几大葡萄酒产区，大体包括费尔干纳盆地区，伊犁河谷地区，吐鲁番盆地地区，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山西雁北地区等，随着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直接引发的唐朝廷政治危机的出现，以上葡萄酒产区先后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或中断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政治危机对唐朝北部疆域地区的危害是东西万里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的阻断，无疑受到突击和影响的有繁荣几个世纪的葡萄酒贸易往来。据史料记载，盛唐一段的中亚各地方政权向中央政 府进项次数达92次之多，全赖丝绸之路畅通和西部社会环境的稳定。“安史之乱”及“乱”后的社会动荡破坏了社会稳定，打破了西部社会各民族间的相对力量平衡，经济发展和民生都受到不利的影响。对八世纪唐人社会的冲击远不止社会政治的腐败、混乱，由于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变，城乡商业繁荣的局面必深受其害，胡姬酒肆文化赖以存在的大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独特时代的消费文化正在变化，那种豪迈、刚阳、激情、壮哉的葡萄酒文化正在淡化退色，人们要找寻新的消费文化作为时代变迁后情感的出路。
压跨极盛一时的葡萄酒文化身上的一根稻草是茶。正是唐人的社会由盛转衰，消费文化及待转型时，茶、茶饮、茶文化经过三千年的发展到唐中期终于登上主流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