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时代的社会安定基础了女酒习俗的沿袭发展。
两宋时期酒禁放松，绍兴酿酒有了普及提高。对民间的私酿已不再象过去的禁止，而是通过以酒税为主实行官府专卖。时长达三百七十多年，成为宋室皇朝的重要财政收入。然而，绍兴在当时的酿酒业已是“城中酒垆千百家”的兴旺局面。这个现象使许多后世研究绍兴酒的学者们，往往认为是由于南宋的迁都偏安为防御金兵的入侵，应付国防军费的开支，而鼓励民间酿酒，以增加酒税，以利酿酒。这实际上只讲对了一方面。如果说，当时“靖康之乱”祸及江南，民族经济萧条，国势衰弱，以农耕为主的国民经济，怎能有更多丰余的粮食可滥酒消费呢？然而，绍兴在“五代”时期，已是山川肥沃，鱼之乡，只因为这个时期的吴越国独立自立，了一方太平，为两宋的绍兴地区经济繁荣打实了稳定的基础。这应该要归功于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的钱醪王。《越中杂识》记载“钱氏自醪至俶，三世四王、与五代相终始。方天下大乱，吴越独敬事，一方百姓，不罹兵革，卒归真主，善始令终。”由于钱王采取安民生息政策，对外邦交结好，对内励精图治，他重农桑，兴水利，礼酒俗，扬儒释。使吴越百姓安居守业。越俗大化。逐使吴越之地免于五代占乱罹难。使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王后孙钱俶遂入朝纳土，易帜归宋。按今人之说，当时越州属“和平解放”无干戈之事。由于两宋时期常受北边少数民族的战事纠纷，地处南方的越州也就成了宋室皇朝的大后方。因此越俗的沿袭有了吴越时期的长治久安的社会稳定局面才得以流传下来。特别是酒俗、酒礼在民间的流传更是厚今簿古，使“女酒”习俗自晋以来一直流传至宋代的绍兴。关键是吴越时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治武功起了承前启后的社会促进作用，而女酒也逐渐成为民间婚俗中的吉祥礼品列入礼制礼仪中。当时，赵宋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收取丰厚的酒利，一方面改革禁酒，一方面鼓励人们饮酒，使当时绍兴酿酒业非凡繁荣，社会上饮酒用酒之风盛行不衰。这些在宋史、宋人诗词及笔记中以大量的文字反映了当时这个史实。这主要是宋代统治者对前朝的政权兴衰有了清醒的认识；古人说：“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这对宋代统治者深有体会，认为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社会风俗的善恶是切切相关的。司马光在他的奏议卷七《谨司疏》中说道：“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习系于习。……是故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渍谓之化，伦胥委靡谓之流，众人安定谓之俗。”苏轼在“上神宗书”亦认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簿，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又曰“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所以宋代的礼制正是通过对消费品的限定和等级分配来制约社会风尚的变迁、区别循礼和非礼。正因为这样，使当时绍兴民间女酒的习俗符合酒俗礼义的循礼。受到官府的认可和允许，使其保留沿袭下来。但仅仅靠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说的，没有吴越时代的安民生息的社会稳定阶段，与宋代重理学，以礼制治世的基本国策，女酒习俗在民间也是难以沿袭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