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盛产酒的古国，同样也是一个以文学传世的国家，自白酒起源以后，文学便于酒交织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诗与文学便开始了它们在文学史与酒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漫长而悠久的结伴航程。
一：酒与诗词
诗人多爱饮酒，这是自古以来不争的事实。不少诗人都是酒中豪杰。东晋陶渊明视酒为“佳人”、“情人”，“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忘忧物 ” 的指称，便是他的发明。他的饮酒诗主要表现自己远离污浊官场，归隐田园的乐趣，称颂从酒中品到的 “ 深味 ” 。这个 “ 深味 ” ，就是 “ 渐近自然 ” 的人性自由。领一代风骚的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慷慨悲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常和建安七子一起，“简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熟，仰而赋诗”。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全是一群饮君子，阮籍以酒避祸，嵇康借酒佯狂，刘伶作《酒德颂》以刺世嫉邪。刘宋时代的鲍照亦爱酒惜酒，狂歌“但愿樽中酒酝满，莫措床头百个钱”。生平萧索的庾信，有“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等饮酒诗14首，以酒寄情，缠绵悱恻。
魏晋之后的隋唐，史称“盛世之治”，既是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诗文学的全盛时期。唐代诗人以其开阔的胸襟，宏伟的气魄，借鉴、扬弃了前人的诗酒流韵，转而讴歌“盛唐气象”。既有心神的澄静，又具人性的高扬，活泼欢畅，饱满健举，创造出一种唐人特有的诗酒浪漫情调，使酒文化在这座古代诗歌的颠峰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的饮酒诗人李白与杜甫，是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李白现存诗文1500首中，写到饮酒的达170多首，占16%强;杜甫现存诗文1400多首中写到饮酒的多达300首，占21%强。李白以“斗酒诗百篇”，“会须一饮三百杯”为人所共晓，赢得“醉圣”的雅名;而杜甫“少年酒豪”、嗜酒如命却鲜为人知，其实杜老先生更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夕江头尽醉归”，直到“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身”的信誓旦旦、死而后己的程度。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自称“醉司马”，诗酒不让李杜，作有关饮酒之诗800首(见方勺《泊宅编》)，写讴歌饮酒之文《酒功赞》，并创“香山九老”这诗酒之会。
北宋初年，范仲淹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晏殊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柳永是“归来中夜酒醺醺”;元佑时期，欧阳修是“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苏轼是“酒酣胸胆尚开张”、“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南渡期的女词人李清照，可算酒中巾帼，她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浓睡不消残酒”、“险韵诗成，扶头酒醒”、“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写尽了诗酒飘零。继之而起、驰骋诗坛的陆游，曾以《醉歌》明志：“方我吸酒时，江山人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一腔豪情，借酒力以增强、发泄。集宋词之大成的辛弃疾，“少年使酒”，中年“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晚年“一尊搔首东窗里”、“醉里挑灯看剑”，以酒写闲置之愁，报国之志，使人感到“势从天落”的力量。
饮酒，在唐宋诗人的情感世界中，找到了创作灵感的媒介，想象丰富的奇妙载体。杜甫说：“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陆游说：“诗情恰在醉魂中。” 辛弃疾说：“醉时拈笔越精神” ，苏东坡更直呼酒为“钓诗钩” 。可见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情绪引动，环境气氛的熏陶方面具有独特作用，酒对于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更是情有独钟。
酒为诗侣，诗见酒魂，诗酒联袂而行的历史演进，在古人心目中积淀为一种逻辑模式：饮酒必须赋诗。不论是群饮行令，还是自斟独酌，诗情都应该是酒兴的必然产物。这种诗酒风习，在唐宋以下的元明清社会也得到传扬。
待至元明清，诗酒联姻的传统仍硕果累累。无论从马致远的“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到陈维崧的“残酒亿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从李贽的“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 ”，到杨升庵的“惯春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无不是美酒浇开诗之花，美诗溢出酒之香，正是酒，使诗人逸兴遄飞，追风逐电;正是诗，使美酒频添风雅，更显芳泽。
宋代以后，诗词逐渐衰微，戏曲、小说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