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酒协一纸“规范定制酒（贴牌）生产销售行为的通告”，将“贴牌酒”这一行业固有问题再次暴露在公众眼前。
对于外界来说，贴牌近乎“痼疾”，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名酒品牌都涉及于此，各种依附于“母品牌”之下的“子品牌”，以普通消费者难以辨认的形态混淆认知，让很多人有“上当”之慨。
如今，曾开“贴牌”先河的浓香型白酒风头不再，潮流纷纷转向于酱酒。
2016年开始，随着茅台的回归，酱酒热逐渐成型，到2019年达到较热程度。当年，华致酒行、泰山名饮、购酒网等大商纷纷投身酱酒，将酱酒热烘托至高潮的同时，也进一步带动了贴牌热。
酒仙网曾与贵州钓鱼台国宾酒业合作生产过一款专销贴牌酒，这款酒在近三年时间为酒仙网分别贡献了0.6亿元、0.95亿元和1.9亿元的销售收入，对应的毛利率为75%、72%、60%。相较之下，代理销售茅台的毛利率仅6.47%。
2017年开始进行市场化操作的钓鱼台，也走出了一条以贴牌提规模的发展道路，仅一年时间，其销量从900吨扩至2400吨。到了2019年，其“专销品牌”、“定制品牌”达到60多个。
钓鱼台急剧提升的品牌力，让诸多贴牌商闻风而动。到2019年时，有商家持过亿现金寻求贴牌，但已经不足以打动钓鱼台。
同样，拥有诸多子品牌的茅台集团，也开始收缩战线，聚焦主品牌。
2019年，茅台集团推行“双五”规划，要求将子公司品牌数缩减至5个左右，产品总数控制在50个以内。到今年4月，茅台集团总计清理品牌170余个、产品2300余款。其他如习酒取消了11款低端产品条码；金沙、国台等同样开始聚焦主品牌。
热钱无法攀附大品牌，自然流向可容纳其发展的低洼之地。
2020——2021年间，酱酒热达到高峰，这一年间在酱酒核心产区仁怀注册成立的酒业公司，多达3000家以上。这些追逐酱酒潮流而设立的新公司，几乎全都为贴牌商——在欠缺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只能依靠资本来推进贴牌模式。
在这种形势之下，诸多中小型酱酒企业也抬高了贴牌门槛，譬如某企业的OEM门槛已经从5吨酒上升到30吨，酒体价格也上涨了30%。
但门槛有限度的提升，与酱酒潮流的热度以及带来的丰厚利润相比，远不足以挡住资本贴牌的热情。
一方面，是名酒企业出于保护母品牌价值的目的而对oem模式子品牌的逐步限制与逐出，另一方面，则是诸多二、三、四、五线酱酒企业为了追逐快速扩张而接纳更多的贴牌商。
一减一增之间，贴牌商在仁怀呈现暴增之势。骤然增多的贴牌酒，给茅台镇乃至整个酱酒业，带来了诸多问题。
资本追求利益的极限，很多贴牌商以极低的价格拿到基酒，却以极高价格卖出。
据称，一款包含酒体、外包装等只有30余元成本的产品，其市场售价可高至数百元。在电商平台、直播间等，零售价9.9元至20、30元的所谓“坤沙酱酒”多如牛毛。
面对这种状况，生产厂家出于利益考量，往往以“我们无权干涉贴牌商的定价权”为由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实际上，这种定价虚高的贴牌产品背后，是基于另一种乱象，也即“串沙酒”等低劣酱酒的横行。此前，遵义酒协曾多次发文，要“严打串沙酒”，但收效甚微。
高价贴牌与低劣串酒的结合，是一条包含生产、包材、策划等一系列环节的完整产业链，这个利益共同体虽屡受外界诟病，但依然运行自如。
巨大的利润空间，带动了贴牌商与低劣串酒的结合速度。
2020年数据显示，酱香酒以白酒整体8%左右产能，实现了行业近4成的利润。这种超乎寻常的利润率，是贴牌商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贴牌模式在为自身以及母品牌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在消解着仁怀酱酒的声誉，这无疑让地方协会甚为着急，这种状况下，“规范定制酒生产销售行为的通告”急急祭出。
这份“规范定制酒（贴牌）生产销售行为的通告”，着重提了两大要求：一是严禁生产销售各类不规范定制(贴牌)产品；二是自今年6月1日起，所有酒类生产企业的各种定制(贴牌)酒必须向酒业协会进行实物报备，待审查合格后，由市酒业协会出具批准书方能生产销售。
此前遵义、仁怀酒协发出的“打击串酒”运动，并未取得明显成效，这份旨在对贴牌模式进行规范的通告，是否能够有效推进，同样被外界质疑——
首先是作为民间协会，酒协并无强制执法能力，其监管与规范效果如何？尚需观察。对于所谓“不规范”的认定和清理，是否会产生矫枉过正或赏罚不明的现象呢？
其次，oem模式作为一种行之有效、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的商业模式，自有其生存理由和土壤。其运作模式本身并不构成违法，也就是说，无论是酒协还是法院，只能针对类似于“涉嫌虚假标注”等明显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规范、惩处，但是对于普通的贴牌模式，并无有效制约手段。
行业协会制定的规范，对企业来说属于“契约式”约束，既覆盖不到非会员单位，对会员单位的约束力也有限。
实际上，贴牌模式类似于“层层发包”，由顶端的生产厂家，将产能授予商家，商家再逐级加价，利用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来赚取高额的“信息差价”。
从本质上来讲，这种模式依然是一种市场自由选择、自主定价的现象，并未根本性触犯法律，但贴牌商的良莠不齐、对定价权的肆意滥用，在攫取巨大利润的同时，造成了一种反噬——对整个酱酒行业声誉与未来的反噬。
那么，贴牌商被外界诟病的“高价低质”、“虚高定价”等问题，如何以对？
实际上，与酒业协会直接颁发“禁令”相比，构建于专业化产区协会之上的“分级制”，或可成为解决这一“痼疾”的有效手段。
1855年，法国梅多克产区推行分级制度，对该产区内的酒庄，依据其产品长久以来的市场价格表现，以及工艺水平、质量水平、进行等级区分，每一个不同等级的酒庄，其产品价格标准各有不同。
100多年来，这种分级制度行之有效，有力维护了梅多克产区的声誉、也让消费者面对葡萄酒产品时，有了更好的选择依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类似的分级制度，是建立在对市场的长期观测的基础上、是建立在行业自律组织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若遵义（仁怀）产区建立一套操作性强、也为生产企业广泛认可的基酒分级制度，无疑有助于挤掉绝大部分贴牌酒虚高的价格泡沫，使其回归到品质本源。（文章来源：凤凰网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