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杏花村酿酒业,发展到元代时,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是汾州“干和”酒仍有名,是国家名酒。另一方面,一个新的酿造酒名品开始诞生,到明代时,发展成为杏花村的另一国家名酒-羊羔酒。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赞日:“羊羔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当代酿酒大师、着名白酒专家周恒刚先生在《知味斋札记·汾酒拾零》中指出:“干和、羊羔确系黄酒。”
也就在这个时候,杏花村酿酒业在继续自己酿造酒几千年辉煌的同时,一场划时代的工艺革命也在时代的推动下开始了。
嗜好烈酒的蒙古族执掌中央政权后,大力提倡烈酒生产,蒸馏酒迅速发展起来了。元代许有壬(1287-1364年)《至正集》十六有《咏酒露次解庶斋韵》:“世以水火鼎,炼酒取露,气烈而清。秋空沆瀣不过也,虽败酒亦可为。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这段记载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到元代时,中国的蒸馏酒已经“汗漫天下”,非常普及了。
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关于烧酒的记载,是酒史上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之一。《本草纲目》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酒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其中的浓酒显然是酿造酒;糟,是酿造黄酒压榨之后的酒糟。所以,这个阶段的生产程序是:蒸煮、曲酵、压榨、蒸馏。其蒸馏的目的,初并不是为蒸馏酒而蒸馏,而是为了处理“酸败”的黄酒。
对“酸败”、“一切味不正之酒”进行蒸馏处理后,就可以饮用了。除了饮用之外,烧酒在当时还衍生出了至少有三种用途。一是提高黄酒的保质期。在明代戴羲所编辑的《养余月令》卷十一中有:“凡黄酒白酒(此处白酒,指一种酿造时间很短的米酒),少入烧酒,则经宿不酸”。二是有利于提高酿造酒的酒度,增加酿造酒的醇美。如已经停产的山西杏花村“汾黄”工艺中,在醣化发酵阶段要加入一定比例的烧酒,浸泡数十天后压榨。三是李时珍写入《本草纲目》的本意,可以药用。
在这个时期,许多酿造酒的名产地都引入了蒸馏技术。如浙江绍兴、山西杏花村等。现在浙江绍兴仍然使用传统的蒸馏技术,对酿酒后的酒糟进行发酵、蒸烧,所酿酒日“糟烧酒”。
明代王世贞在《酒品》中赞曰:“羊羔酒出汾州孝义等县,白色莹彻,如冰清美,饶有风味。”
《本草纲目》载:“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其核心工艺程序为:蒸粮、加曲、陶瓮固态发酵、蒸馏。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酒醅不经过压榨;使用固态发酵的工艺,清蒸一次清。这个“酒露”,终于从酿造酒中脱胎换骨,形成了一个新的酒品-蒸馏白酒。
这才是典型的中国白酒生产工艺。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中国蒸馏酒才真正地从葡萄酒、中国酿造酒的体系中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特色的新酒种-中国白酒 而羊羔酒,就是走在这个变革前列的山西名酒。
羊羔美酒的继承者们,把羊羔酒的制酒工艺一步步提升,终于制成雄霸中酒数百年的白酒精华—汾酒。(摘自《旅游时代》2010.04-05/汾酒特别专刊)